说起来，我们中国人大而化之地谈西方，大概也有一个多世纪了。鸦片战争初期林则徐相信，英国鬼子没有膝盖骨，腿不能弯，只要一离船上岸，必是大清将士手下败将。到了梁漱溟那一代，开始泛泛地谈论中国或者东方和西方的差异。留学欧洲多年的辜鸿铭稍稍注意到欧洲各民族的差异（当然很多是接受了欧洲人的观点）。之后再经过多年的了解甚至研究，到了三四十年代，我们中国人基本形成了对欧洲各主要民族的“成见”，比如说意大利人浪漫开朗，德国人古板而且善于当哲学家，法国人崇尚自由所以喜欢革命，而英国人保守，特别讲究绅士风度云云。一般说来，这似乎没有什么错。自从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哲学流行以来，地理环境对种族特性和文化的重大影响有了许多研究和发现，这就使得原先已存在的民族差异观具备了客观基础，从而好像更有说服力了。中国学文学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丹纳的理论。但显然这样的认识还是太笼统了。近年来，知识界对以前风行一时的大而化之的中西方文化比较基本持否定态度，那种比较确实不能加深改善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当然也无助对自己的认识。虽然现在不从学术上作这种无用功了，但一般人对西方的认识，并无显著改良，尽管现在出国访问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对西方世界的感性印象日益丰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报纸上读到作家们所写的“放洋”游记。
近日重读一遍《奥威尔文集》，其中所收的一个小册子《英国人》，我认为就是我们认识英国的最好读物。这文章写于二战后期的1944年，作者的目的，似乎是要纠正人们对英国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和偏见，或者说对传统的英国观作出具体的解释。奥威尔写道，“在欧洲报纸的漫画上，英国被表现为戴着单片眼镜的贵族，戴着高礼帽的阴险资本家，或是身穿柏帛丽风雨衣的老姑娘。怀有敌意也好表示友善也罢，几乎对英国所作的概括都以有产阶级为根据而忽视另外的4500万人。”其实，“高礼帽是陈旧的罕见之物，BBC所用的语言老百姓几乎听不懂。”“高高身材只限于上流社会，工人通常都很矮小，四肢短，动作敏捷，妇女刚到中年便又矮又胖了。”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长袍马褂，脑勺上一根尾巴。反过来看，我们对世界上许多民族比如非洲黑人和中东阿拉伯人的认识，不也是美国人对中国认识的那种水平么？
奥威尔承认，一个外国观察家所看到的英国可能是真实的：英国人“对艺术的漠不关心，温文尔雅，尊重法律，猜疑外国人，对动物有柔情，伪善，过分的阶级差别，以及热衷体育运动。”但这种真实往往只是当下此刻的现象而非历来如此，不幸人们正是如此看的。比如，说英国人对艺术是不关心，但他们热爱诗歌；然而这爱诗歌似乎也是以前的事，现在，“100个人当中，有98个人听到‘诗歌’这个词时，会引起嘲笑或感到困惑”。又比如，人们认为英国人是温文尔雅的，但“一百多年前，英国人生活的显著标志是粗暴”。这样一种和历史不相符的真实和印象，使得人们会怀疑，真有民族文化这回事吗？因此，莎士比亚是否就比当代其他国家的人更像英国人，就成了一个疑问。
但奥威尔非常精彩地指出，虽然实际上很可能没有一成不变的英国人，但“既然英国人认为他们应当是这样，就易于变成这样”。“人们所信的神话易于成为现实，因为神话创立了一种典型或‘人格’，普通人要竭力跟它相像。”
这就是说，虽然外国人看到的英国不是真正的英国，但由于英国人自己也按一种观念在塑造自己，因此外国人得出的结论最终和真实情况相差并不遥远！这又让人想起我们中国人。一些旅游景点的伪民俗、假风习，就是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心理需要而杜撰出来的。现在曲阜所进行的祭孔大典不要说和一千年以前相比，就是和一百年前相比，都可能有了很大的不同，而外国的旅游者很可能以为这大概就是孔子时代的仪式呢！更广而言之，中国当代的文化，是否也在按某种被我们自己认定，但实际上并不曾存在或者早已死亡的东西来塑造呢？现在有钱人纳妾的事时有耳闻，说不定哪一天，有几房太太的阔佬，会在老婆们的卧室门口挂上大红灯笼。我以为这完全有可能。果真如此，张艺谋就成了新民俗的创造者之一了。再想想以前的事，在林语堂给西方人介绍的中国人的形象未反馈回中国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模样。现在，我们中的不少人正按林语堂的描写，把自己逐步改良为真正的、纯正的中国人呢！
但假如有哪个作家想效法奥威尔，给西方人再写一本2000年的中国人，我估计他或她将难以完成。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清楚中国人是怎样的。上海阿拉与拉萨藏胞的区别，肯定要大于与日本人的区别；而海南岛西海岸居民的文化，与越南人的相似性要远远超过与内蒙古同胞的相似性。但实际上我们却有一个大家大致认同的中国人的概念，尽管谁也不曾从文化上给中国人下个定义或者作出比较详细的描写界定。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这东西，其实就是在不同民族的比较中，刻意拉大、制造相互间的差异而形成的。文化即差异；而观念形态的差异大致可以认定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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